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無疑的, 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使許多人得救。
  自從1807年,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並即開始翻譯聖經。 以後,相繼來的宣教士,也繼續分別譯經。至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
  1890年,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 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委員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 LL.D., 1836-1908) 為主席,進行譯經工作。至1907年,新約譯竣,舊約只譯了詩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離世。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東。先創辦文會小學,進而中學,於1884年,發展為成大學,名為”文會館”。 狄考文為首任館主 (校長)。
  狄考文博學多能,精通數理化及工藝。在語文方面,著有官話課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學,三角,幾何,代數等課本,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採為張本。1898年,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為總教習,徵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 Litt.D., 1836-1925) 繼任主席,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於1919年出版問世。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繼往通州,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曾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話特性研究等書,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他還通曉音韻,了解中文的詩曲詞賦,能讀能寫,造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譯過單行本福音書。
  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來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補入。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絕不是濫竽充數。如: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文書田(George Owen),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伍茲(Henry M. Woods),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鈞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等人,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而真正通曉中文。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時,原來的譯經委員,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
  當時譯經的困難,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時,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更沒有所謂國語;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辭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在此之外,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
  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深受教會歡迎。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適時的成為範本。
  無論如何,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所譯的聖經,並不能完全達到”國語”化的標準;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也沒有必要,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一般說來,和合譯本聖經裏面,有些區域性的語詞,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不過,這類的方言,在聖經中並不多。

— www.AboutBible.net —.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

延伸閱讀

1.中文聖經譯本流源  http://ctestimony.org/0203/zwsj.htm

2.維基百科聖經和合本 http://zh.wikipedia.org/wiki/聖經_(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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