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5中國時報【文／黃武雄（前台大數學系教授，教改運動領袖）】
【編按】為了完整表達台灣教育發展願景，本專題以三個最核心的問題請教黃武雄教授，請其以問答方式闡述二○三○時「理想的台灣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台灣社會是否準備好了」，提供讀者深思台灣教育環境的困境與出路。
發展自我 ▲▼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需要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上圖為父親帶著小朋友觀察獨角仙標本，說明兩隻獨角仙為什麼要打架。下圖為幼稚園畢業典禮中，設計許多親子同樂活動。（陳振堂、黃子明攝）
問：廿年後，您理想中的台灣學校是什麼樣子？
答：二○三○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上。
換句話說，那時台灣學校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畫、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廿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願景談了幾十年 台灣仍未準備好
問：台灣社會已經準備好要迎接這個教育願景？
答：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像，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
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們太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變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
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作者:黃武雄，前台大數學系教授，教改運動領袖，妻為雲林縣縣長蘇治芬，子女在美念書，家人分散各地忙碌，行動電話簡訊家人是「連繫」的方式。黃武雄很深沈內斂，深藏對家人的情感與關懷，常以簡訊與蘇治芬分享對人文社會的省思。
民國99台灣久久－罹癌不輟 黃武雄用生命堅持教改
他是一個數學系教授，一九九四年，他結合一群伙伴發起「四一Ｏ教改大遊行」，鼓動了台灣教改風起雲湧的年代，同年十月發現罹患肝癌，原本打算寫完最後一篇數學論文，卻一路執著掛心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倡議社區大學理念，之後也投入千里步道運動。他是黃武雄，十餘年來，用生命不斷投入社會運動，也是教改運動重要推手。
教育改革推動十餘年，許多畸形亂象依舊存在，「教改一些成就應加以肯定，但仍有漫長路要走。」六十七歲的黃武雄回顧教改歷程，他感嘆地說，政府立法禁止體罰、教師自主性提高、學生自由度增加等，這都算是成就，不過，「如果不解決升學壓力，就來談課程改革、大學分類、國教向下延伸，可能只會惡化教育問題。」
「我年輕時，對獨裁統治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卻沒有反抗與犧牲的勇氣，只能在心裡憤慨或在私下批評時政。」黃武雄生在二二八悲劇與白色恐怖的年代，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唸書時，正值反戰運動的高潮，他數度參加學生示威，也吃過警方的催淚彈。有次名歌手瓊．貝茲（John Baez）到學校演唱，當時夜很冷，學生都裹著被子聽歌，全場聽眾跟著附和唱歌，他還記得當時的旋律歌聲。
一九七二年他回到台灣，在台大與中研院工作，不久後就參與數學教育改革運動。他曾接任數學實驗教材的編寫工作，並赴彰化高中實地試教，同時巡迴五、六十個中學，每月又出版《數學教室》雜誌，公開討論數學教學，在各地捲起了數學教育改革的風潮。
黃武雄始終對公共事務抱持關心，從邊緣支持民主活動，到最後也走上街頭參與社會改造，八Ｏ年代還曾被特務機關「盯上」，更有「職業學生」在課堂旁聽，但他並未走上從政之路。他說：「在思想上，我是激進的人，但對從政，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不斷思索與關心教育弊病問題，思考如何突破僵化教育。一九九四年，黃武雄等人號召兩百多個民間團體，發起四一Ｏ教改大遊行，近三萬民眾聚集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呼喊教育改革。「我從不追求『善』，我要的是『自由』。」黃武雄長期主張，釋放學生心智是教改第一要務，學生的心智要先從密集的考試壓力下釋放出來，從威權的管理控制下解脫出來，「教育改革就是讓人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感嘆媒體對教改欠缺公共論述。
四一Ｏ遊行後，黃武雄發現自己罹患肝癌，並已移轉肺部，醫生估計他只有三到六個月可活。此後，他鮮少出現在公開場合，每天靠著爬山、運動養生，度過生命重大危機；不過，依舊掛心教育和社會改造運動，去年還出現在推動十二年國教的遊行隊伍中。
「走在遊行隊伍中，內心充滿無奈悲戚，這麼多年了，教改前途仍渺茫，甚且愈走愈窄。」雖不知道還要走多久，但唯一確定的是，只要台灣學生的心智還未獲得釋放，黃武雄這位教改老兵就會堅定地走下去。（2010-09-03中國時報採訪/林志成、高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