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無疑的, 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使許多人得救。

合和譯本自從1807年,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並即開始翻譯聖經。 以後,相繼來的宣教士,也繼續分別譯經。至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

1890年,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 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委員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為主席,進行譯經工作。至1907年,新約譯竣,舊約只譯了詩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離世。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東。先創辦文會小學,進而中學,於1884年,發展為成大學,名為「文會館」。 狄考文為首任館主 (校長)。

狄考文博學多能,精通數理化及工藝。在語文方面,著有官話課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學,三角,幾何,代數等課本,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采為張本。 1898年,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為總教習,征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繼任主席,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 於1919年出版問世。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繼往通州,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曾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話特性研究等書,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他還通曉音韻,瞭解中文的詩曲詞賦,能讀能寫,造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譯過單行本福音書。

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來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補入。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絕不是濫竽充數。如: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 ,文書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茲(Henry M.Woods),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鈞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而真正通曉中文。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 在1919年出版時, 原來的譯經委員,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

當時譯經的困難,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時,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更沒有所謂國語;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辭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在此之外,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

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深受教會歡迎。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適時的成為範本。

無論如何,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所譯的聖經,並不能完全達到「國語」化的標準;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也沒有必要,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一般說來,和合譯本聖經裡面,有些區域性的語詞,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不過,這類的方言,在聖經中並不多。

資料來源:基督徒的家園

延伸閱讀:
1.和合本聖經翻譯修訂之沿革

曲拯民

自從官話和合本新舊約聖經於民國六年,即1917年,定稿於次年出版後,八十年來,不斷有人指出:它經西方傳教士多位負責,雖有華人譯員相助,白話文的風格和標準並未臻完善境地。因此後來在不同地方和時間,至少在新約方面有重譯之舉,遂有新版本多種問世。
誠然,世上很難找到十全十美,毫無瑕疵的傳譯,僅就新約而論,時見它染有中國北方俚語。試取使徒書信多次的“巴不得”三字和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稗子的比喻,其中的“薅”字為例,皆非江南人所熟識。在正統的解釋上,“巴”是切望,“薅”是連根拔出,故皆無可厚非。至於譯意方面是否有錯,試以施洗約翰以蝗蟲,野蜜為生之史實為例,其蝗蟲那名詞還在爭議中:槐科植物和蝗蟲同稱Locust。拉丁(Leguminosae)與希臘文是否同字不詳。在北美,槐科植物約二十種,有喬木和灌木之分。非洲遍處有槐科的Acacia,澳洲的國徵在盾形紋章旁加鴕鳥,袋鼠,其背後是一株花朵盛開的槐樹。槐花,葉或結豆有的可吃,有的不可。今巴勒斯坦地有槐,結豆莢長約十寸。槐科植物有共同點:枝生刺,花香,結豆莢。

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譯經委員會成立於上海。正在登州工作的美國長老會牧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當選為白話組的主席,其完成後即今之和合本。當時文言組另有人負責。即Dr. 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加州文宣社林振時寫的富善,詳述富善博士的生平),另有其他五位先後擔任委員,由於年老退体或已逝世,及至1906年新約完成。補進的為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內地會牧師,來自陝西;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美以美會牧師,來自四川,各有自己的漢學助理。是年在煙台攝得一張合照,共八人,足徵實情。在狄考文和富善兩博士的主持下,北方語詞較濃,自屬必然。

譯經委員會在煙台召開(1906)
右第四人為狄考文其左(右三)為王元德,左第三人為富善

     

狄考文                        富善

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狄考文生於美國賓州。大學卒業後,加讀神學,獲博士學位。狄考文與富善同年出生。後來在中國相遇,志同道合,交誼深厚。
1863年,狄考文夫婦自紐約搭船去上海。臨行前,公開發下誓願:“我決意將生命獻給中國,住在那邊,死在那邊。”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中美間的航程經好望角和澳洲,一百六十五天,其苦可知。次年一月自上海搭船到煙台。到達前,又逢上船身觸礁擱淺之災,卒被英國砲艇所救。夫婦自煙台前往登州(今之蓬萊)。
他深信欲達廣傳福音目的,必自興教育始,因此於1865年在登州創立文會館。參照美國制度,小學六年,中學四年,終在十七年後創立了大學。他的志願後來實在達成了,見於文會館志的畢業生名錄:除了少數任職牧師外,九成以上的畢業生從事教育工作,中小學教員不計,執教知名的大學有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山東高等學堂(山東大學),上海聖約翰,湖南湘雅(雅禮)等,軍事學校有保定,陸軍學堂及師範,雲南的講武堂等,擔課以數,理,工,天文等科學為主。我讀中學時期,有數,理,化老師兩位是狄考文的學生,品格高超,授課嚴格。
狄考文所抱的宗旨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興教育目的在為中國造就人才,因此除了少數單獨學習者外,文會館不授英語課。他又認為:文言悅目,白話悅耳,達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話。但為符合當時的環境,完全參照了清代縣,郡學,文會館學生必讀千字文四書詩經書經,即尚書等課本。
他首先認真研讀中文,準備編寫本校所需的課本,和翻譯白話文聖經。
文會館自創辦到三十九年後遷校濰縣改稱廣文大學為止,先後可數二十餘位中文老師,有舉人,廩生,生員(附生同),出學不肯參加考試或考舉人不第者,則稱秀才。其中五名先後兼任狄考文的中文老師。文會館第一屆畢業生登州人鄒立文牧師兼助狄考文的譯經工作歷十餘年,不幸罹肺病,逝於中年。後繼者為昌樂人王元德,字宣忱,他自1904年畢業開始工作,直到狄考文於四年後逝世為止。
先母與其胞姊幼年失恃,隨我外公移居登州,並入學文會館女校。該女校的主持人為狄考文夫人。我大姨母後來適文會館畢業生鄒漸逵,他是鄒立文的長子。
先父從我祖父意願,廢讀私塾,八或九歲入文會館,當寄宿生,時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祖父病逝前後輟學一年,在登州讀書共約十年。於1904年隨大學部遷濰縣,四年後卒業。因此我幼年對登州和狄考文的事蹟與聞甚多。
先父曾告:狄考文的正職是牧師,但他志在教育和科學。他授課認真,學生懼之,綽號狄老虎。不論講道或授課,語詞懇切簡明,無可挑剔。
1898年譯經委員會在登州文會館召開,約為第四次(其他三次在上海,北京和煙台),自晨至暮,長達兩個半月。依先父所憶,爭辯之聲恆達戶外。此時先父約十五歲,正讀中學。會畢,四福音成,使徒行傳仍在進行中,是八年間的斷續成績。譯經是取希伯來,希臘兩原文為據,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欽定英文本只做參考,因此工作遲緩。
是年,狄夫人病故。兩年前,狄考文將文會館的校長職務交與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博士,俾有時間著書,譯經,教授科學和其他工作。
狄考文為美國長老總會和長老會上海分會的刊物經常寫論文及報導。他一生編寫的中文課本如下:心算初學筆算初學代數備旨形學(幾何)備旨振興實學要理問答分子略解理化實驗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微積分習題重修天路歷程談講之法得道途程,還有英著數本,共二十餘冊。當時他的著作並無版權,曾廣泛地為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所摘用。他的學生到各地去教書,無不以他的著作為課本或供參考。
倘若狄考文的中文造詣不夠,絕不能編寫以上書籍。
狄考文一生在中國工作四十餘年,僅返國四次,每次都是為學習,募款,採購,宣講及發展而努力,並非休假。
他在登州平日的休閒處是他的工作室,那室每年對外開放至少一次:鍋爐,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鏇床。電鍍設備,磨光,螺絲機,木工和鍜工應有工具,物理室儀器,化學室應有的化學品,其他如燒銲,瓦斯燈,各種電池,各式顯微鏡,望遠鏡俱備。他自己示範,對學生做檢修,保養,拆卸電機,纏線圈,上絕緣漆,他訓練的鐵工,銲工,電鍍,電線工很容易謀到出路。他助本地商人製造與裝配碾穀機,磨粉機,煤球機,撚繩機,織麻包機等,概不取利,只計原料,成本。他認為中國需要工業來改善民生。1876至1877年膠東旱災,1889年至1890年黃河與小清河下游決口,狄考文偕同其他中西傳教士前赴災區工作數月。
狄考文逝世前,新約全書完成,詩篇正譯出中,他兼理譯經工作十八年。自創大學部到卸任是十一年,若自他從小學開創起算,從事教育工作共三十一年,在中國宣教史上非但空前,亦將絕後。
光緒三十四年(1908),享年七十二歲的狄考文病逝青島,遺體下葬距我家半英里處的美國公墓,其紀念照片見於英本的狄考文傳,下方的註腳是先父的筆跡:“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號,狄大牧師葬於煙台玉皇頂。”是年,先父卒業廣文大學,應聘保定陸軍師範,可能專程趕回,或在遲赴中。
“狄大牧師”之稱是由於他在七名弟妹中居長,行五的狄樂播牧師(Robert M. Mateer, M.D., 1853-1921)讀神學後,加讀醫科,是濰縣區宣道工作的開拓者,並建設了“樂道院”。1942年它成為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後將華北及內外蒙古的盟邦僑民集中拘禁所在。狄樂播亦正稱牧師。大學部遷濰縣改稱廣文後,狄考文被加上“大”字,俾便易於識別。
狄考文的後期漢學助理文會館畢業生王元德(宣忱)為山東自立會創辦人之一。他助編文會館志,執教廣文大學,任濟南進德中學校長,1920年代中期在青島設華北商行,並與美籍猶裔滋美合設中美冷藏庫。1930年代,自己設計,創設華北酒精廠,出品用抵舶來。他自編頌讚詩歌為山東各地的自立會所樂用,又重譯新約全書,自費印刷,唯流傳不廣。1938年,我和同學共三人設染織廠於青島東鎮,王老慨認股份並做了我們的董事。王家的獨子鳳振長我五歲,不幸於1941年罹急性盲腸炎,病故青島,遺下妻子與襁褓中的女兒(這女兒後來任教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今居南加州,多有著作)。王老過於辛勞,於次年患腦溢血逝世,享年六十三歲。王家女兒各於四十年代中期成家,一居青島,一居加州。
狄考文夫婦一生無子女。昔日我居賓州,在狄考文的家鄉一帶查找Mateer同姓人氏,經電話詢問十餘家,皆不知在山東登州從事福音及科學教育工作的狄考文其人,其事,引為憾事。
今日凡讀和合本聖經的人,應該記念狄考文,富善兩博士與所有同工對中國基督徒的貢獻。

轉載自翼報第53期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eID=e05313

富善—和合本聖經的來源

林振時著 福音文宣社出版

八十三歲的富善牧師(The Reverend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長長的鬍鬚和稀疏的頭髮都已經雪白了。他手上捧着第一本和合譯本聖經。那時,他在中國宣教已經五十四年了。在這超過半世紀的歲月裏,有二十八年是用在翻譯聖經上面。在這本聖經裏,富善澆奠上他的生命;這是他的心血,是他獻給中國人的禮物。不,應該說是他把自己獻給了神,神的愛火把他焚燒在祭壇上,為了中國人而焚燒。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是在1919年出版。那真是可記念的偉大工作。(頁95)
為甚麼叫“和合”譯本呢?
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基督徒只佔總人口的四千分之一左右,卻有二十七種聖經中文譯本,另加上九十九種的方言譯本。這種似乎是“百家爭鳴”的熱鬧現象,卻造成經不同文,誦不同音,傳不同心的困難。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混亂情形,對於剛萌芽的中國教會,是多麼的不利!
感謝主,祂感動當時有遠見的宣教士們,看出這個根本問題急待解決:更使他們肯捐棄宗派地域及個人的成見,克服一切困難,組成和合的譯經委辦會,從事這項偉大而有永恆價值的事工。那是1890年的事。
聖經翻譯委辦會的成員共有七人,既屬不同國籍,又來自不同的在華工作地區,並且各有自己的事奉工作範圍,會聚自然是不容易的。早期的委辦會主席是狄考文牧師(Rev.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他的原文與中文修養很好,任事認真負責,為人誠實而有紀律。1906年十月十二日,新約全書正式翻譯完成(頁91),併詩篇於1907年出版,是在馬禮遜來華後一百年。翻譯事工,前後用去了十六年的時間。
1908年,狄考文牧師去世。譯經委辦會主席的重任,由富善牧師繼任。富善牧師已經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狄考文對譯經的見解是“文言悅目,白話悅耳”,衡量之下,堅決主張採用白話文。這不僅影響後來福音在中國的傳播,也給白話文運動樹立了規模。富善是蕭規曹隨,看到事工的完成。

富善事堅持用口語翻譯聖經的人。論希伯來文或希臘文他有基礎;論中文,特別是北京話,更是他所喜愛的;他努力不斷蒐集和運用北京話的詞彙和成語,因此,這本聖經有相當的北京話色彩。他有清教徒那樣的敬虔,為人又和善謙虛,平易近人,最是當主席的合適人選。(頁92)

是由於語文的恩賜和興趣,加上熱愛中國人的心,使他對中文有極深的造詣。他編寫了包括10,400漢字的中英袖珍字典,寫了官話特性研究,還累積了三萬九千個中文成語,按四千個中文字序編排。在此之外,他能欣賞中文的戲曲詩詞,包括古老的詩經。他的書“成為西教士和外國外交人員學習北京話必備的參考書”(頁29)。當時的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被聘任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知道他的盛名,想用高薪延攬富善入海關服務。但富善持着他的呼召,謝絕了那有權有勢有財的邀請(頁30),不肯出賣他的恩賜。
富善為了促進譯經的事工,主張專職的加速譯經。

新約聖經的翻譯,用了十六年才完成,舊約聖經的工作量更大,按照這樣的速度進行,就不知在甚麼時候才能完成;委員們的年齡都很大,精力又不如往年。為了翻譯工作,歸根結柢為了給中國人一本譯得合適的聖經,委員們要求各差會,給所有委員全職從事翻譯,不要有其他工作纏身;差會終於在1912年答應他們專門從事翻譯。(頁92,93)

這是譯經工作的轉機。從此可以看出富善對中文聖經事工的認真,對文字事工的認識,使他重視譯經。還有一件事,也看出他的卓見。
那時,譯經的委員七人,都是來自英美的洋人,他們各帶一個中國人,作中文助手。

中文先生參加中文用字的推敲,出出主意…對一些問題有爭辯的時候,只有權參加討論,沒有權參加表決。到了富善牧師當主席的時候,中文先生有了表決權。這是一項很大的改變。(頁93)

這項“很大的改變”,實在有重要的意義。如此的決定,表明謙卑自認對中文學有不足,表明認識在翻譯上,所譯成文字表達的重要,也表明肯定中國人對譯經工作的貢獻:他們不是給洋人僱來的洋人工作,是為了中國人的靈魂而為主工作。相信賦予中國人對中文用字有決定權,會有增進品質的結果。盼望今天任用華人的洋人,和為洋人任用的華人,都能有這個認識。

譯經委員開會討論譯文(右四為富善牧師)

在譯經過程中,參加的人認真討論,辯論,以致爭論,由會議桌上延展到餐桌上,爭論不休。還是賢慧的太太們想出辦法,他們“自願大聲音朗誦故事,讓丈夫們邊吃飯邊聽故事”(頁94)。這樣才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也維持了禮貌。
全部聖經的翻譯,經過了漫長的二十八年時間。參與譯經事工的委員,前後有十六人;有的因為工作關係,中途辭職,有的大功未成身先死,中道辭世。從始至終參與工作,而又得親見和合本聖經出版的,只有富善牧師一人而已,可謂善始善終(參頁88-95)。
中文和合譯本的完成出版,不但是中國教會的一件大事,也是歷代翻譯史上的一項可記述的輝煌成就。在文學上,開白話文運動的先河,有甚大的影響;在屬靈方面,使中國信徒統一的領受神的話,為復興和增長鋪路;在教會內,和合譯本的問世,代替了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逐漸成為全華人教會公認的唯一經典,是真理的依據。

富善牧師 Rev.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富善牧師在華事奉有六十年的時間(頁145),用中國傳統紀年的說法,是一甲子。譯經的工作,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幾乎佔了他一生事工的一半時間。他也編訂聖詩,教授神學,幫助學習中文;當然,他致力於傳揚福音,還在需要的時候,領導對華人災難的救濟。他真是愛華人的朋友。他的一生,是多麼豐富而良善的一生!
但是,他也付上了極重的代價。他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死在中國;一子一女在天津夭折,加上一個流產。他第三位夫人比丈夫年輕十九歲,也是先他而逝。在他們結婚的時候,只四十三歲的富善牧師,已是白髮蒼蒼了。夫人說,那是他為主受苦的結果:真是未偕老而先白頭了。

富善牧師婦和三名兒女

在當年的中國傳道,所受的苦難,真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他們一家,不止一次的生命受到威脅,也經過了義和團之亂。1901年,拳亂之後,富善牧師仍留在中國,富夫人帶着三個孩子回美,安置他們讀書。船到舊金山登岸時,受到移民局官員的盤問。大女兒恩賜,那時已十一歲了。她年紀比較大,“心理受到損傷最多;她突然喊了出來:‘媽,他要殺我們嗎’?”(頁123)這不是孩子氣的笑話,更不是小孩子的氣話,而是長期處在壓力下的影響。對於大人來說,我們可以推想,為主的緣故“終日被殺”的意味了。雖然如此,富夫人還是回到中國,死在中國。
那位把一生獻給中國的宣教士,也安息了。在他離世又一個甲子之後,林振時醫生所寫的富善這本書才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中文傳記。雖然是晚了一些,是華人教會的虧欠;盼望華人讀者,能藉此了解其人其事更多。本書的敘述翔實真切,是中國教會難得的史料。讀了本書後,可以了解當年譯經的人,使我們讀和合譯本時,有更深的興趣,更深的感動。
早在1903年,義和團亂變過後未久,富善牧師就用信心說:

今天所看見多,只是初熟的果子,豐收在望。到那時,不是一年有五千人歸主,而是一天就有一萬至五萬人歸主。…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眾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失喪群體。我們要有每天五萬人歸主,也只能說是接近,還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求主使我們重用和合譯本聖經,更效法富善的奉獻精神,為了主的榮耀,為了失喪的華人,奉獻自己。(文中旴)

轉載自翼報第66期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eID=e06619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無疑的, 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使許多人得救。
  自從1807年,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並即開始翻譯聖經。 以後,相繼來的宣教士,也繼續分別譯經。至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
  1890年,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 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委員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 LL.D., 1836-1908) 為主席,進行譯經工作。至1907年,新約譯竣,舊約只譯了詩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離世。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東。先創辦文會小學,進而中學,於1884年,發展為成大學,名為”文會館”。 狄考文為首任館主 (校長)。
  狄考文博學多能,精通數理化及工藝。在語文方面,著有官話課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學,三角,幾何,代數等課本,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採為張本。1898年,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為總教習,徵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 Litt.D., 1836-1925) 繼任主席,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於1919年出版問世。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繼往通州,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曾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話特性研究等書,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他還通曉音韻,了解中文的詩曲詞賦,能讀能寫,造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譯過單行本福音書。
  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來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補入。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絕不是濫竽充數。如: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文書田(George Owen),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伍茲(Henry M. Woods),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鈞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等人,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而真正通曉中文。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時,原來的譯經委員,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
  當時譯經的困難,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時,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更沒有所謂國語;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辭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在此之外,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
  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深受教會歡迎。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適時的成為範本。
  無論如何,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所譯的聖經,並不能完全達到”國語”化的標準;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也沒有必要,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一般說來,和合譯本聖經裏面,有些區域性的語詞,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不過,這類的方言,在聖經中並不多。

— www.AboutBible.net —.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

延伸閱讀

1.中文聖經譯本流源  http://ctestimony.org/0203/zwsj.htm

2.維基百科聖經和合本 http://zh.wikipedia.org/wiki/聖經_(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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