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慈信 牧師 思苗 譯
現在是什麼時刻？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究竟身處何處？
教會應該如何回應？
對我等福音派信徒（Evangelicals）而言，解析歷史的開展，辨認當前的歷史時刻，素來就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除了切實認定主必快再來，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竭力宣講福音，要過聖潔的生活，其實我們的屬靈觀是分割的﹕不是屬靈的就是屬世的，兩者互不相干。不過近年來這種看法開始有了轉變。在我們眼前發生的觸目驚心的天災人禍、回教復興、道德破產與家庭制度崩潰、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堀起、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福音派神學家與教會的無能；在教會裡與講壇上，上帝的話語極其稀少，許多教牧在教會裡讓市場學和廣告學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學取代了《聖經》輔導，上帝的兒女們靈裡饑渴，這些令有心的人擔憂不已。大家不得不問﹕我們究竟身處怎麼樣的時刻？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教會的事工模式，越來越世俗化。不錯，教會是在世界上，但教會裡絕不應該有這個世界。然而事實又如何呢？
我們聲言拒絕世俗文化，事實上我們卻被世俗文化活剝生吞。我們像在大鍋子裏的青蛙，水燒得越來越熱，卻仍然大限臨頭而不自知。
I 後現代時期 Postmodernity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我們正活在「後現代時期」（postmodernity）。「後現代性」有別與「現代性」，後現代批判現代思想與文化（modern thought andculture），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那麼「現代性」（modernity） 是什麼呢？
現代文化（modern culture）始於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強調絕對的個人自主性，拒絕服從權威（特別是宗教權威），人們相信科學萬能（嚴格來說是迷信科學），也相信理性的能力。十七、十八世紀盛行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實驗主義（empiricism），是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代表，也是早期現代思想（early modern thought）的象徵。他們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兒（RenéDescartes）、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Hume）。到了1790年代，康德 （Immanuel Kant）把人本的個人自主性思想，再往前推了一步，他徹底地棄絕權威，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的問題置於理性（現象界，phenomenal realm）與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真理界」（noumenal realm）。與此同時卻把科學和理性限制於只探討事物的表像（不去認識「本像」）；卻認定真理（例如：上帝、人的自由意志、永生、愛及倫理等）是超理性的（是不可理喻的！）。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思想是現代思想的分水嶺；在他以後的十九世紀的哲學（或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late modern thought）），都深受他的影響，以主觀取代客觀，以相對取代絕對，譬如浪漫主義 （Romanticism）或唯心主義（Idealism）都相信真、善和美都是主觀的；唯物主義 （materialism）代表人物有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Karl Marx）都拒絕承認上帝與靈魂的存在。歷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與《聖經》批判（Biblical criticism）叫人去懷疑聖經中記載的神蹟。達爾文想出的「進化論」，以及接下來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從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到沙特Jean Paul Sartre）都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高抬人的短暫經歷和自決。「存在主義」和「虛無主義」（nihilism）為「現代思想」（modern thought）畫上了句號。唐崇榮牧師說過，二十世紀成為了十九世紀思想的實驗室，蠢到把這些拒絕真理的思想付諸實行，因此二十世紀可說是「愚蠢的世紀」，真是一針見血。
「後現代思想」（postmodern thought）與「後期的現代哲學」（late modernthought）一樣，都是徹頭徹尾的「人本主義」，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他們相信人可以自主，尤其是主觀性的和感性的自主。那些羨慕巴特（Karl Barth）、布倫納（Emil Brunner）、托倫斯（T.F. Torrance）所倡導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y）的福音派神學家們（evangelical theologians），雖自稱是「福音派」（比較準確的稱謂應該是「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卻缺乏內在的能力去批判後現代思想（post-modern thought）。他們本身已經是人文主義的一員，又怎麼去批判另類的人文主義呢？這可以從過去二十年來香港的一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這群神學家雖致力面對當代思潮，希望與普世神學界對話，卻無法提出以《聖經》啟示為本的預設論述和方法論，他們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但至終卻是被世俗思想同化收場。就如新派神學的開山鼻祖「士萊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一樣，雖然他們起初的動機是可欽佩的，想要向那時代的人和同儕知識分子作見證，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那個時代的思潮。可是當他們放棄了承認《聖經》絕對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又認為「《聖經》無誤」的教義已經是過時的時候，結果是弄巧成拙。這就是教會裡和教會講壇大鬧饑荒的原因之一。
後現代（Postmodernity）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 特別是指西方世界）。新紀元的信徒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與宇宙同為一，宇宙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類與宇宙自然界同為一，這是徹底的「一元論」（monism）和「泛神論」（Pantheism）。針對「一元論」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瓊斯博士（Dr. Peter Jones） 的網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www.cwipp.org）。
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其代表人物是達理達（Jacques Derrida），解構主義的信徒相信「本文死了」（The text is dead），「作者死了」（The author is dead），意思是﹕人不可能找到原著者在原著文字中所要表達的意義。萬事都只不過是解讀，並不存在任何所謂意義。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寫的最中肯的介紹，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 所著的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中譯﹕《神學詮釋學》，校園出版社，2007；筆者認為范氏對達氏太客氣，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話雖如此，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而中肯的，此書必讀！）
人類的靈魂到哪裡去了？誰去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去明白這一段文字其實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下一代如何從認真研讀《聖經》開始學習去建立文字和話語的意義，進而重建人類的思想和文明呢？
II 中國教會
現在是什麼時刻？
讓我回顧一下中國近代歷史。從十九世紀鴉片戰爭（1839-42）開始，中國一面對抗帝國主義（Imperialism）列強的侵略，一面在國際舞台上重新「站起來」，又雪了國恥的這段近代史可說已經告一段落。今天中國和海外華人（所謂的「文化中國」）所面對的挑戰，與西方世界幾近相同﹕就是道德與家庭體制的崩潰、生態危機、無情冷酷的資本主義帶來的人際疏離、物質主義、享樂主義、貧富懸殊、能源危機、教育界的專家面對「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 的無能、資訊泛濫和隨之而來的智貧，以及東方宗教的崛起（例如：中國政府鼓勵崇拜孔子）。
中國教會已經從文化大革命（1966-76）時期受逼迫的農村家庭教會，轉化到以城市教會為主的時期。今天中國的城市教會如何發展，將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1978年開始浮現的一批「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s）（這裡指那些研究基督教的中國學者﹕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他們從早期嘗試藉著翻譯西方著作向中國介紹西方思想，逐步邁向成熟，至今翻譯經典，並注釋西方著作和基督教經典。這說明了基督教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一種屬於全人類的宗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中國社會「主流的邊緣」（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今天中國的基督教教會的發展又將如何？過去福音派的教導非常著重個人的靈性，鼓勵傳福音，注重教會增長和要求聖徒過聖潔的生活，卻嚴重忽略了研究神學思想、護教，以及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因此，目前中國教會最新的趨勢乃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的興起：藉著多樣化的活動彼此合作，搞人際關係，試著擺脫他們認為是狹隘、封閉的傳統基要信仰（fundamentalism）。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教會受到海外基督徒的關懷和支持。也正因如此，中國教會正走向一個現實主義和其他各樣世俗模式取代傳統敬虔的時期。這和海外福音派教會的光景已經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中國的靈魂在哪裡？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裡？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誰願意藉上帝的道一個一個地去建立中國人的靈魂？一個一個小組地去建 立中國教會的信仰？我說，絕對沒有捷徑，擺在面前的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
III 福音派何去何從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福音派教會」（evangelical churches）與神學的趨勢來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或快速）失去正統信仰（evangelicalism’s orthodoxy）的時刻。福音派教會從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繼承了扎實而且豐富的傳統。改革宗信徒（reformers）強調「惟獨《聖經》」（聖經是信仰和生活最高的權威，不是教會），「惟獨基督」（神人之間唯一的中保，不是聖品人），「惟獨恩典」
（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為得救），「惟獨信心」（人不可藉著聖禮或好行為得救），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這是救恩，人生以及整個宇宙的目標）。宗教改革領袖們的第二代，即英國的清教徒（Puritans, 1555 – 1710），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十字架、悔改的信息），向英國各大小城鄉宣講。清教徒帶來了整個英倫社會和文化的基督化。十八世紀初德國的敬虔運動（German Pietism) 和英國循理運動（English Methodism）是英國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帶來了「大覺醒」（the GreatAwakening）。1730-40年代由衛斯理（John Wesley）和愛德華茲（JonathanEdwards）作代表的「大覺醒」復興（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復甦了歐洲、英國和北美的教會。不但更新了人與神之間直接的關係，「大覺醒」更是推動社會改革、海外宣教運動、普及教育、兒童主日學、廢除英國奴隸制度和各種慈善事業（許多機構一直持續至今）等運動背後的動力。這些都是我們繼承的屬靈產業，然而福音派（Evangelicals）卻一直忽視它，所以我們現今正在不斷地失去我們信仰的靈魂。
「福音派」一詞，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系世界，原指脫離天主教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十八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三、四代英國基督徒，都被稱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園團契運動（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鼻祖西面（Charles Simeon）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培養訓練了許多學生，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其中有些更成了宣教領袖。還有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電影Amazing Grace記述他的故事）。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65）之前，許多頂尖的牧師都曾為關注社會改革奮鬥過，他們也從不以為這樣做是跟傳福音互相抵觸。例如Henry Ward Beecher （紐約市公理宗牧師，最著名講道家之一）與Jonathan Blanchard（伊利諾州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創辦人）等。美國內戰間，北美改革宗長老會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America） 率先經營「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偷運那些逃離主人又四處躲藏的黑奴。
從上述的簡介可以看出，「福音派」（Evangelism）絕不僅是只著重讀經、禱告、傳福音、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也更是不能被宗教社會學家簡約化為「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福音派擁有堅信《聖經》、神學教義、敬虔、復興、宣教、護教、社會服務與改革等諸多的豐富傳統。但是自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學」從歐洲傳到了美國，首先感染了美國的神學院。美國教會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為了因應自由主義神學（Liberal theology），只有少數一些領袖從《聖經》信仰來護教。像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 （Charles Hodge）與華爾非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又稱B.B. Warfield）。普林斯頓神學院曾一度是正統信仰的堡壘，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與北美長老會總會）被「自由派」的牧師和長老壟斷為止。1898年，荷蘭首相（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系統神學家）凱伯（AbrahamKuyper）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向美國教會呼籲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他大聲疾呼說，人類文明永遠是敬拜偶像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在1900年代，不同宗派、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們在名為《基要》（The Fundamentals）的一系列書籍裡，共同發表了既有一致性又誇宗派且有活力的正統信仰論述。今天，這是一個今天值得我們回顧、效法和重建的跨宗派護教運動，要重申純正信仰並且聯合眾宗派的信徒。福音派教會是有否把凱伯的信息放在心上？
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就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 （Student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簡稱SVM） 的黃金時期。慕迪 （Dwight L. Moody） 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以獨立機構舉辦大型的佈道會，避開教義上的護教，見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書）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達到了高峰，領導SVM運動的靈魂人物慕特先生 （John R.Mott） 的口號是﹕「就在我們這世代，把福音傳遍天下」（The evangelization of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工業革命給西方許多人帶來了富裕和社會繁榮，但同時也帶來極端的貧富懸殊；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輝煌顛峰期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宣教士們就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為了更快更有效地訓練出宣教士，各城市紛紛成立了聖經學校（Bible institutes），例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由A.B. Simpson 領導的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即今天的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以及慕迪聖經學院（今Moody BibleInstitute）。
然而正當教會不斷增長，宣教士和聖經學院數目也日漸增加的時候，教會的靈命，特別是在堅守教義上卻日趨衰退了！自由派神學首先攻佔了許多神學院（1870-1880年代），到了二十世紀初，他們更攻佔了許多美國教會講台；到了1920年代，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卻已經被自由派神學牧師和領袖壟斷了。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也被逼離開，並於1929年在費城（Philadelphia）創立了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到了1930、1940年代，不僅長老會，連浸信會也出現了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1940年代末，基要派離開美北浸信會（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USA）而成立了保守浸信會（Conservative Baptist Association）（今「浸宣會」）。
面對自由派神學，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裏進行改革，或是與主流宗派對話。1947年成立的富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的代表。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還是相當令人敬佩的﹕為回應人類文明的危機（worldcivilization in crisis），教會應該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來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福音神學思想，發表能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但是到了1960年代，富樂神學院放棄了她原先對《聖經》無誤教義的信仰，在校長David Hubbard的領導下，變成一個主要的超宗派（Trans-denominational）又對自由派神學及各宗派友善的高等學府。（有關富樂神學院的改變，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到了1980年代，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群起效法富樂，努力在學術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一席之地。結果，傳統純正的教義，一一被忽略而且放在一旁，就連史托德牧師（John Stott）也起來提出論據來反對「《聖經》無誤」的教義 （參John Stott所著：Evangelical Truth一書）。巴刻博士 （J.I. Packer） 在他對《聖經》無誤運動的著述《Truth and Power》中，指出目前大多數神學家的共識（包括福音派）是﹕《聖經》是一本由人寫的書。洛桑信約（The Lausanne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現代信仰宣言，它清楚宣告《聖經》無誤是我們福音信仰的基石。到了1980年，福音派神學家蘭姆 （Bernard Ramm）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neo-orthdox faith）（見他的著作：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全心接受了巴特（Brath）的思想，可以說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1980-81年，《今日華人教會》也有一系列類似的文章，毫無批判地介紹，並褒揚自由派的神學家（即﹕自由派）。上述的情形也正表彰了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
蘭姆（Ramm）的「新正統信仰告白」（neo-orthodox faith）迄今已經快三十年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了教會的活力和純正，現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市場學與廣告學（有關教會增長學），世俗心理學（教牧輔導，以心理學蓋過《聖經》在輔導中的作用），新紀元的冥想（所謂「內在醫治」等），對人類的樂觀（從「積極思想」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到今天的「成功神學」，如Joel Olsteen等），否認上帝全知的「神的敞開性」神學（The Openness of God, 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與Roger Boyd，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以及對罪的重新解釋（Biola University一位心理學教授竟然說，「罪」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面對福音派的極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又作出了什麼回應呢？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裡？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誰來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包括浸信會、時代論、衛斯理宗、改革宗、宣道會、播道會以及各華人自立教會與宗派差會等），聯繫所有相信《聖經》默示與無誤的信徒，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此聲音其實不過是歷史上的正統、福音派信仰）？誰來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呢？
現在是什麼時刻？
是我們該醒過來的時刻？
莫非是另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
林慈信牧師 (Rev. Samuel Li ng)
海外華人神學工作者，中華展望總幹事
http://www.chinahorizon.org
國際神學研究院系統神學教授
http://www.itsla.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