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迪（Moody）說，他第一次主持喪禮時，想從耶穌的教訓中找出喪禮的正確方式及內容。查考之後發現，耶穌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教訓，「祂只參加過一個喪禮，然後把喪禮解散了。」這是指拉撒路的復活。
慕迪的話給我快樂的共鳴及痛苦的孤掌難鳴。遺憾的是，共鳴往往來自不信者，難鳴之痛則出自信徒。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裡面強調「死不足畏，生不足羨」。保羅甚至說「死了有益」、「離世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腓一21、23）。而活人若不知戒之在色、在鬥、在得；或是長期臥病，造成自己和別人的重擔，那速死還好過歹活。我也批評基督徒和世人一樣，貪生怕死；和異教徒一樣，把永生當作一種肉欲享受的延長。結果，文章退回，主事者（德高年劭的老牧師）說：「不要講這麼多『死』，尤其不要講死有時比生好；要多講點福祿壽財喜的話。」我不覺得這位老牧師是少數。功名利祿的世界心，充斥著許多基督徒。我們不能任他們引人往錯謬裡直奔（猶10-11）。
倒是有些不信主的販夫走卒，也許因為書讀得少，不懂什麼「復興中華文化」或「神學本色化」。當我傳福音時，他們雖然不接受，但會老實肯定一個叫他們極其羨慕的作法，就是基督教的喪禮十分乾淨，簡單，不用花大錢。華人最費時、費力和費錢的典禮就是喪禮。錢穆先生欣然承認，婚喪喜慶中，儒家最重視喪禮。宰我、曹操不想守喪禮，被孔子及後世儒家責備不仁。今天非信徒為死人作法、作七、請風水地理師、花車樂隊、鞭炮鑼鼓，不把活人累死，交通堵死，生態整死（大墓園）不安心。當然，比起埃及金字塔，印度活人陪葬，華人「不問蒼生問鬼神（死人）」的作風，還是小巫見大巫（兵馬俑也不小）。不過，基督教薄葬安民的作風，居然被開明前進的教會人士說「不孝」，應該恢復祭祖；真是開倒車。
我不知道其他宗教民族風俗，但以人性推之，基督教之外任何文明，恐怕都和埃及、中國及印度類似，是把喪禮看得極其重要的。因為他們一沒有赦罪的平安，二沒有復活的盼望，脆弱的心靈只好任由神棍、迷信欺騙擺佈，以燒燒紙錢、紙房（台灣現有用真的，華僑早已有）等宗教儀式來換取虛假的安慰。
活人的信仰
不僅非信徒如此，神的兒女缺少信心時，喪禮也會繁複起來。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學會異教風俗。埃及人為雅各薰屍四十天、哭七十天（創五十3），摩西、亞倫死在曠野時，以色列人舊習未脫，哭了三十天（民二十 29 ，申三十四8）。不過隨著漸進啟示，對真理更明白，復活盼望更清楚，以色列人就愈來愈薄葬。
舊約幾乎不談喪禮。即使談，也是為活人健康而非死人福利（民十九1l以下）。君王死了，一句「葬在墳裡」（如王下二十一26）、或「與列祖同睡」（王上二10）便了。沒什麼「國葬」、「奉厝」等勞民傷財的大典。更沒有「亞伯拉罕誕辰」、「摩西逝世紀念日」這些近乎偶像崇拜的節期。
基督教是活人的宗教，不是死人的宗教（參太八 22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因為基督徒薄葬不祭祖而說基督徒不孝，顯係無稽之談。聖經要人孝敬，甚至不可藉奉獻上帝之名，忽略對父母的供養（可七11，參提前五8）。可見神要人活時孝順。人一死，子孫再做什麼都沒有用。「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不也顯示同樣的思想，勸人行孝要及時嗎？生時不孝，死後厚葬祭祀，那是偽善，不會「民德歸厚」。
不僅對父母如此，聖經也要求基督徒珍惜在活人身上的每個作為。馬利亞和約瑟都用香膏膏主。但馬利亞膏活人，所做的是「美事」，普天之下都要記念；約瑟膏死屍，聖經責備他「暗暗的作門徒」（約十九38）。基督徒要專注來生（西三2；林後四18；羅八24），但來生的禍福榮辱，完全決定於今生是否信主愛人。所以，基督教是最實際的宗教，它不因來生廢今生，反倒以今生定來生。今生不信不愛，死後就沒有補救的辦法。生死之界，連亞伯拉罕都不能越過（路十六26）。
基督徒不信人死會變鬼干擾或福佑活人，也不信活人能藉任何儀式活動影響死人。基督教顧蒼生不顧死人。倡導本色神學、搞祭祖掃墓的人，常不肯面對聖經清楚的教訓：死亡終結了人間一切的關係。死後，不論上天堂、下地獄，再沒有今生夫婦以及其他人倫關係（參太二十二23-32）。基督徒以弟兄姊妹或肢體相稱，並不論肉身的輩份。
愛人須及時
我很敬愛的一位高中老師在我留學時死了。回國後，同學知道我和他感情好，就常問：「什麼時候去上老師的墳？」我一直規避，最後對他們說：「你們可以作證，老師生前，我非常關心照顧他。但人死了，任何事對他都不會有影響。我的時間力氣只用在活人上，對你們也一樣。」同學有的以我為怪。但大衛不正是在孩子活的時候切求，死了就沐浴吃喝嗎（撒下十二16-23）？
在美國曾帶著尚襁褓中的孩子參加過一位老師母的喪禮，大家含笑唱凱歌、含淚讚美主。有傷痛，但那是暫時見不到面、如同淚灑機場的傷痛，不是沒有盼望的傷痛（參林後七10；帖前四13）。簡單的喪禮（從死到下葬，不超過四十八小時），送別死人，激勵活人，這不是比為死人勞民傷財好多了？
美國最出色的神學家愛德華滋（Jonathon Edwards）說：「我們易於把親者的死看為災禍臨頭，哀慟他們如今埋在幽暗的墳墓中……這乃是由於我們的軟弱；其實他們是在幸福之境，享受想像不到的福分……他們在世時，縱令百事順利，仍多有拂逆和憂患，但如今諸般困危橫逆都告終結。」（《選集》，p.131）信徒之死，是到樂境；我們當為他們高興。非信徒之死，是萬劫不復；難過也沒用。厚葬是多餘的，薄葬甚至非葬才好。
我把這經驗告訴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他大吃一驚：「怎麼讓小孩到殯儀館。那很不吉利啊！」我不禁反問：「虧你還是個無神論、唯物主義者。這麼迷信啊！」其實不信主的人，管他無神不無神，都是迷信的。毛澤東（名義上無神論）、蔣介石（名義上基督徒）、許多華人科學家及權貴，也都很「本土」，深信堪輿命相。世俗化的基督徒也有各樣忌諱。世俗化的大學和神學院中，關於送終、安慰將死的和未亡家屬的課程，漸成顯學。
當然，基督徒是勸慰之子，但我們應該用福音安慰勸化活人。接受福音信靠基督的人，不大需要其他的東西來減輕對死亡的憂懼（愈信愈不需要）。不接受的人，再多的慰藉 ，也是枉然。
非基督徒看死亡
現在我們觸及問題核心：如何看死亡？非基督徒對此有兩個看法：一個是提供死後極樂世界，來克服對死亡的害怕；另一個不訴諸宗教。我們要談的是後者。
以彼古羅說，人怕死是因為以為死很痛苦，死後靈魂要受煎熬。他認為這是錯誤的。死毫無痛苦，死後也沒有靈魂。死不可怕，它像無意識的睡眠狀態。
以彼古羅錯了。人怕死並不因為死很痛。人怕死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懼怕那種永遠失去意識的狀態。存在主義者Unamuno（烏納穆諾）說：「我從小就不怕描述地獄恐怖的圖書和文章。只有一件事真可怕，就是虛無（按，包括無意識）。」
斯多亞派的Seneca（辛尼加）主張，要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常常思想它。不過要想得對，要提醒自己：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要安於大自然賦予我們的命運。人生像宴會和舞台一樣。宴會結束了（該死了），客人就當知趣的退席；戲演完了，演員就當優雅的下台。拒退不下（怕死）的人不通情、不達理。
Spinoza （史賓諾沙）則說：「自由人不應思想死亡。他的智慧論生不論死」（Ethics, LXVII）（ 有點孔子的「未知生、焉之死」之意）。
達文西和Condorcet（孔多塞，法國數學家與哲學家）、羅素這些理性主義者，綜合Seneca及Spinoza，也談死，不過從生論死。達文西說，人白天活得愉快，晚上睡得也安舒。生死類同醒睡，我們要盡量使自己活得愉快，死就不足懼了。
這話說來簡單，但未免倒果為因。應先除去隨時威脅我們的死亡陰影，今生才真能活得愉快。要人先快樂的活，因而不怕死，那並未解決問題而是不面對現實。面對或思想死亡，有幾個人能像斯多亞派那樣瀟灑的思想死、不怕死呢？
存在主義哲學家和上述學者有異有同。同理性主義一樣，他們鼓勵人思想生，不過要思想生的荒謬；同斯多亞派一樣，他們更要人思想死，不過是思想死帶來的虛空。
維根斯坦在維也納的時候，該地的知識份子和作家Karl Kraus、音樂家Mahler、Schoenberg，前衛派建築師Adolf Loos，都有華格納「諸神的黃昏」之氣質。他們感覺，歐洲文明、歷史要崩潰要結束了；人類除了等待滅亡外，只有一條路好走：「自殺」（梁啟超遊這樣的歐洲，才會寫出《歐遊心影錄》那樣東風壓西風的文章）。
人生的目的是自殺。這不是悲觀主義充斥的維也納才如此。柏拉圖就說過，哲學即學死；叔本華也說，人生如拚命的駛舟前進，經過無數的狂風大浪，克服一切危險後，卻在死之礁石前，全舟粉碎。海德格跟著說，人生以死亡為目的。維根斯坦的三個兄弟，接受當時一位猶太作家Otto Weininger在“Sexand Character”書中的建議，自殺身亡。Weininger自己在貝多芬死去的屋子裡自殺。維根斯坦沒走上此路，不過他激賞Weininger及Spengler（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他說：「哲學家的光環，消失在這個文化頹喪的時代中。」
自殺的論調，我覺得在中國文化中是罕見的。中國思想中有看破生死的（如莊子），但極少討論及鼓吹自殺的（忠君愛國而死不算自殺）。凡夫俗子更是以長壽為鵠的。也許中國苦難太多，愈苦愈要活下去，不會想「自殺」這種「古怪」的事。
基督教當然反對自殺，說死是咒詛、壞事。不過鼓吹自殺的西方人有一點是對的，就是顯示出：沒有神的人生沒有意義。
延壽而不除罪？
哲學家和宗教家提出面對死的辦法，恐不如科學家的辦法實際。科學家走的是秦始皇的路：找出不死的仙丹。可是這個最實際的辦法，大概也是最不理想的。因科學家（及千千萬萬求長生不老的人，包括許多基督徒）忽略了叫人最痛苦的，是罪不是死。
死不是最壞的事。不但不是，在人類墮落的狀況下，死還有它積極的作用。看幾個例子：希臘神話的黎明女神Aurora（奧羅拉）愛上了英俊的凡人Tithonus（提同諾斯），但凡人會死，Aurora求Zeus（宙斯）賜Tithonus不死。Zeus答應了。Tithonus真的永生不死。可是Aurora忘了求Zeus使Tithonus青春永駐。於是Tithonus逐漸老化，眼瞎耳聾、頭白齒落、面皺身僂、拄杖羸步、喘息而行，然而他不會死。死神不能近他。他得永遠老化下去。最後女神關門，離他而去。
Prom etheus （普羅米修斯）的遭遇是第二個例子。他因盜天火給人類，被處以極刑。極刑不是死刑：比較之下，死刑還好過些；極刑是被縛於石山上，每天有鷹來啄食內臟，但Zeus賦他不死之能，所以儘管天天痛徹心腹，卻不會死。
對這兩位人物而言：死實在不是最壞的；若苦而死不得，那才是最壞的。
第三個例子是王爾德的小說人物Gray（《葛雷的畫像》）。他和魔鬼作了交易，能一直風流倜儻，憑著美貌青春，玩盡女人，傷盡男人。叫人又妒又恨。小說提醒讀者，健美而心惡，可怕極了。
想一想，如果發明不死仙丹，毛澤東和千千萬萬的大小罪人（包括叫你受不了的老闆、同事、婆媳、家人和我們自己）都不會死，繼續犯罪傷害人並被罪惡傷害，那多可怕？地獄不正是這種求死不得，沒有死來解脫痛苦的地方？（參啟九6，「……人要求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神讓「死」臨在罪惡的世界，固然是審判，但也有縮短痛苦的好處。
死不是最壞的事，復活和永生卻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復活的人一如往昔的自私自利，永生者習以為常的只顧自己，而這個世界又一直充滿了細菌、病毒、天災、人禍。那麼，科學家即使提供延年益壽之道，也將是醜惡和罪孽的延續與擴大，而不是給人真幸福。
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真的，如果天堂之門大開，人人可進（如某些樂觀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麼，天堂很快會變成地獄。因為自我中心的罪人，會用未曾重生的老我，把邪惡的心思言行，帶到天堂而敗壞天堂。永生不是延年益壽；永生是脫下舊人，穿上新人；用Dorothy L. Sayers（1893-1957 ）的話，“ Eternityabolishes time, not prolongstime.”就是「永恆廢掉時間，而不是延長時間」。
死不是最壞的事，因著死亡，許多罪惡和痛苦都停止了。從環保生態來看，不易分解（不會死）如塑膠這類東西最有害。幸好有死亡，許多暴君無法不休止的傷害人。死這個壞東西，也有它的用處。這正是奧古斯丁反駁Manichean二元論所說的話：「再壞的東西，也有好處。」（Nonigiturpotest esse malum, nisi aliquodbonum.）
死的確是可怕的仇敵。但在神全能的掌管下，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罪：「死的毒鈎就是罪」（林前十五56）。死是犯罪的刑罰，沒有罪就沒有死。不對付罪而想延年益壽，就算成功，也只是延長罪惡的痛苦。神給的永生，不是在罪中不斷的生活，而是永遠活出像神那樣良善的生命。
可惜，世俗化的基督徒愛世界不愛神：死是離開世間，所以他們怕死；罪是離開神，所以他們不怕罪。甚至一聽到死，就如喪考妣，覺得離世（死）見主，壞得無比。凡不專心跟隨信靠主的人，都會因愈老愈怕死。而愈怕死愈無安全感，也就因此愈可怕。
孔子說老而不死是為賊，道盡不認識主恩者的情形。他們明知將因老死失去一切。但心有不甘，又不肯信主保平安，於是戒之在得，又貪得無厭──知道自己不討人喜歡，又鼓吹後人要紀念他（祭祖）。非基督教文明葬禮的浩大，不信主者花時間、精神在死人的身上，都清楚顯示，唯獨神賜生命，而且越發豐盛。神以外的，「 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約十10）。
主的門徒會愈老愈可愛，「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四16）。我接觸過不少的長輩。他們因信靠主而不自私，和藹可親，體貼晚輩，自己有平安，又把平安分享給人。
有一次，我同上面談到的那位老師母的女兒聊天，我禮貌的問：「妳常去母親的墳上嗎？」她答：「從來沒去過。你是傳道人還不知道，她不在那裡嗎？」中國人很難接受如此「不孝」的思想。但仔細想想，這不正是天使在主復活早晨那「榮耀宣告的迴響」嗎：「祂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路二十四6）為什麼我們還在死人中找活人？為了可不可以火葬、喪禮如何才隆重，花力氣時間呢？死不是我們要關心的事，活才是呀！這必朽壞的如何葬有什麼關係？神要幾塊臭骨頭才能叫人復活嗎？小信的人哪！
這位不上墳的姊妹，是兒女中最孝順的一位。母親生時最受她照顧，在這個女兒家過世。她在教會最熱心事奉，最樂意幫助人。這是真實的基督徒，她造福活人，沒有把時間精力浪費在死人身上。 （摘自《基督徒最後的試探》，雅歌出版）
《基督徒的最後試探》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ians，康來昌著，雅歌出版1995.6出版
本文作者：康來昌牧師
資料來源：台北信友堂2014.4月份《信友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