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 無疑的， 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使許多人得救。
自從1807年，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並即開始翻譯聖經。 以後，相繼來的宣教士，也繼續分別譯經。至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
1890年，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 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委員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 LL.D., 1836-1908） 為主席，進行譯經工作。至1907年，新約譯竣，舊約只譯了詩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離世。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東。先創辦文會小學，進而中學，於1884年，發展為成大學，名為”文會館”。 狄考文為首任館主 （校長）。
狄考文博學多能，精通數理化及工藝。在語文方面，著有官話課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學，三角，幾何，代數等課本，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採為張本。1898年，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為總教習，徵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 Litt.D., 1836-1925） 繼任主席，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於1919年出版問世。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繼往通州，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曾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話特性研究等書，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他還通曉音韻，了解中文的詩曲詞賦，能讀能寫，造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譯過單行本福音書。
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來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補入。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絕不是濫竽充數。如：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文書田（George Owen），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伍茲（Henry M. Woods），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鈞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等人，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而真正通曉中文。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時，原來的譯經委員，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
當時譯經的困難，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時，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更沒有所謂國語；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辭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在此之外，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
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深受教會歡迎。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適時的成為範本。
無論如何，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所譯的聖經，並不能完全達到”國語”化的標準；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也沒有必要，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一般說來，和合譯本聖經裏面，有些區域性的語詞，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不過，這類的方言，在聖經中並不多。
— www.AboutBible.net —．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
延伸閱讀
1.中文聖經譯本流源 http://ctestimony.org/0203/zwsj.htm
2.維基百科聖經和合本 http://zh.wikipedia.org/wiki/聖經_(和合本)
